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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二是从我国宪法发挥了重大历史作用角度来说明宪法的重要性。
2015年出台反家庭暴力法，有利于贯彻宪法关于家庭受国家保护的规定。并将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在制定机关不予修改时可以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和予以撤销的议案，改为应当提出予以撤销的议案、建议。
习近平作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稿说明时指出，宪法宣誓制度是世界上大多数有成文宪法的国家所采取的一种制度，我们建立这一制度有利于彰显宪法权威，增强公职人员宪法观念，激励公职人员忠于和维护宪法，也有利于在全社会增强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习近平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通过依规治党促进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思想，从而极大地繁荣了党内法规理论研究。一方面，合宪性审查几乎必然需要理解宪法，对于有些问题来说，可能还需要专门作出宪法解释。习近平在现行宪法30周年讲话中指出，我国现行宪法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发展成果，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成为历史新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则、重大方针、重要政策在国家法制上的最高体现。以党向国家政权输送干部这一执政关键途径为例。
[50]杨振武：《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载《中国人大》2019年第23期。我们可以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中央全会决定文件以及十九大报告对宪法议题的密集部署、高频论述，来体会宪法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战略地位。民主和人民主权原则不应仅仅体现在制宪时刻，仅仅体现在每五年一次的换届选举或者立法过程的公民参与。
此时的审查建议可以类比宪法诉愿，有助于落实宪法第33条第3款所确立的人权原则，并保障宪法第二章所宣告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如学者所说，公民违宪审查建议权的行使，不仅从形式上是对人民主权原则的直接体现，同时也是实质上对人民主权原则的维护。[40] 王祯军：《从人民当家作主原则看我国公民违宪审查建议权及其完善》，《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86页。提请衡平救济的条件要么是普通法官因缺少可适用的实定法而宣告无法判决时，要么是在法官根据仅有之法律只能违反良心进行判决时。
第三，关于建议审查机制与其他审查机制的分工问题。并且从君主制宪法的理念出发，个人的缺席也并不构成审查机制的任何问题或者瑕疵。
[18]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宪法诉愿提请共235,057件，占全部案件的96.53%，其中有5,261件即2.3%成功获得审理。第一，关于审查决定的理由说明。[47] 焦洪昌、江溯：《论我国公民合宪性审查建议权的双重属性——以〈宪法〉第41条为分析基础》，《政法论丛》2018年第3期，第21页。关键词: 宪法审查 公民审查建议 社会主义民主 人民主权 一、问题的提出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宪法实施占据毋庸置疑的重要地位。
[17]过去50年多的宪法诉愿实践证明，这一程序是联邦宪法法院最有影响的审查机制。[54] 王蔚：《客观法秩序与主观利益之协调——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之完善》，《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第139页。社会主义民主在掘墓人角色的发挥中扮演着核心功能，因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作为资本主义代议民主的批判者和代替者而登上历史舞台的。[44]易言之，个体公民提出审查建议并参与审查过程，人民的代表机关负责进行审查
[25] 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424页。[24]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原事前审查程序审理的案件数为795件，其中包括普通法律的提请审查532件、组织法的强制审查162件、国际条约的提请审查14件、议会两院规程的强制审查84件、全民公决法律草案的强制审查3件，而基于违宪抗辩的审查案件共有730件。
[39]从《宪法》第41条和《立法法》第99条第2款的表面文义出发，当然可以将审查建议作双重性理解。[50] [美]杰克·M.巴尔金：《活的原旨主义》，刘连泰、刘玉姿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页。
对于这种转化和提升而言，程序设置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只是与宪法诉愿不同，建议审查机制更侧重于在未来产生排除权利受法规侵害的普遍效果，而不是救济建议者个人已经受到法规侵害的权利，这是由建议审查机制的民主基础所决定的。通常具有提请资格的主体是高度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具体又分为特定国家机关提请和个人[14]提请两大类。[6]不仅人大系统的审查机制日益完善，人民政府系统（如司法部）、司法机关系统也都围绕完善审查机制进行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部署。[33]其实，无论是寄予厚望还是予以批评，大都是以德国式宪法诉愿作为比较的蓝本。尽管宪法条款中没有涉及特定个人，但修宪准备资料中明确将违宪抗辩视为赋予诉讼当事人（les justiciables）的新权利。
其实在法规审查的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始终基于原始立法意图将审查建议作为一种广义上的公众参与机制，通过适当方式听取建议人的意见，并在必要时召开座谈会、论证会等，多方面听取意见。See West Virginia Board of Education v. Barnette, 319 U.S. 624 (1943). [8] 王建学：《政治性宪法审查批判——以巴黎高等法院的注册和谏诤为中心》，《中外法学》2017年第2期，第372页。
[17]过去50年多的宪法诉愿实践证明，这一程序是联邦宪法法院最有影响的审查机制。而目前的建议审查程序还存在太多的模糊性，比如，审查决定自何时生效？产生一般效力还是个案效力？如果建议人在提出审查建议的同时还在寻求诉讼救济，法工委所反馈的审查结果对法院是否产生影响或拘束力？法工委的审查结果是否可能与法院认定相矛盾？如果建议人提出审查建议后，法工委未能履行《立法法》第101条规定的反馈义务，建议人是否可以要求反馈甚至向法院或人大自身寻求不作为救济？诸如此类的法律细节问题在当前的建议审查机制中均没有得到应有考虑。
通过这些形式，公民参与到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中来。按照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法律的合法性最终正是依赖于一种交往的安排。
在实践中，由于缺少个人的参与，宪法审查最终沦为国王与高等法院进行政治对抗的工具，逐渐丧失了维护宪法秩序的功能，并导致了宪法虚无主义的恶果。比如，法国的违宪抗辩人、德国的宪法诉愿人以及具体规范审查的原诉当事人，其背后往往存在特定的法律团体、社会阶层或游说集团，它们支持着个人的权利救济诉求，使权利救济上升为一个公共议题。德国基本法第93条第1款在将任何人（jedermann）作为宪法诉愿主体的同时，将其提请条件限定为基本权利遭公权力侵害。但宪法监督机制及其民主化问题还太过遥远，即使在国体和政体本身的民主化问题解决之后，也不太会引起制宪者的注意。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自2017年至2020年所作的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各年度的建议分布情况如下图所示。二、公民审查建议的必备民主基础 讨论个人在审查程序的地位必须以个人能够参与审查作为前提。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第2类提请以及与之相似的提请形态而言，尽管规范统合原本是其预设功能，但因提请者是政治性的国家机关，审查过程又脱离具体个案，因此其在实践中所表现出的政治性往往超过法律性。据此，宪法监督特别是宪法审查的过程不能排除公民的参与，公民应当是宪法实施的潜在监督者，也应当是宪法审查的不可质疑的提请者。
随着建议审查机制的可辨识性日益提高（比如中国人大网审查建议受理平台付诸使用），审查建议会具有更为明确和独立的法律属性，完全与信访等相区别。公民审查建议是人民参与宪法实施和宪法审查的起点，但起点只意味着数量，必须通过完善具体的审查机制将公民作为建议者的个体意见有效吸纳、整合到宪法商谈的过程中，在商谈过程中实现质量，最终将人民的主体地位建制在一种程序性交往机制中，实现法治的民主续造，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
[44]易言之，个体公民提出审查建议并参与审查过程，人民的代表机关负责进行审查。因此，宪法实施在近两年来得到越来越多的审查机制供给。[51]因此，在实现宪法商谈的过程中，人权保障与人民主权等原本存在冲突的原则实现了相互补充与协调。[15] 渐进性转变模式以德国为代表。
1954年宪法作为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高度重视人民在制宪中的主体作用，广泛深入的全民大讨论成为其制定过程中的最大亮点之一。其中，只有具体的规范审查具有一定的个人元素。
[52] 王建学：《作为民主对话平台的宪法审查程序》，《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1期，第57页。[13] 王锴：《制宪权的理论难题》，《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3期，第129页。
当然，多重现实原因造成了目前的状况，比如审查工作机制的实践传统，审查工作机关的负荷过重，审查程序的开放性和回应性不足等。审查制度的完善强化了宪法作为法的外在约束力，使宪法不再仅仅是自发、同时也越来越是自觉的行为准则。